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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石如的往事是什么样的 他在民间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奇人
2022-10-09

邓石如(1743年—1805年),初名琰,字石如,避嘉庆帝讳,遂以字行,后更字顽伯,因居皖公山下,又号笈游道人、完白山人、凤水渔长、龙山樵长,安徽怀宁县白麟畈(今安庆市宜秀区五横乡白麟村)邓家大屋人,清代篆刻家、书法家,邓派篆刻创始人。

往事略集

清代书法大家邓石如的行书《陈寄鹤书》还与历史上一段著名的轶事有关。邓石如家中养两只鹤。据说,这两只鹤的年龄至少有130岁。一日,雌鹤死去了,仅隔十几天后,邓石如的发妻沈氏也相继去世。这种巧合,在当时的文人当中产生了很多联想。59岁的邓石如伤心至极,雄鹤也孤鸣不已,与他相依为命。因不忍再看孤鹤悲戚的样子,邓石如于是择地三十里外的集贤关佛寺,将鹤寄养僧舍中。从此,他担粮饲鹤,三十里往返,每月坚持不懈。忽然,又一日,正在扬州大明寺小住的他得到传报,雄鹤被安庆知府看中,抓回了府中。他即刻启程赶回安庆,用行书写下了《陈寄鹤书》向知府陈情上书索鹤。

这篇文章写得哀婉动人,催人泪下,气势排山倒海,文辞如云幻天,以极尽排比、拟人等修辞手法历数得鹤、寄鹤悲欣往事。为了这只鹤,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,正如书中所写“大人之力可移山,则山民化鹤、鹤化山民所不辞也。”知府接书,无言以答,不日将鹤送还佛寺。

邓石如9岁随父读书,10岁便辍学,14岁“以贫故,不能从学,逐村童采樵、贩饼饵,负之转鬻”。然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,对书法、金石、诗文发生了深厚的兴趣,并有长足进步。17岁时,为“潇洒老人”作《雪浪斋铭并序》篆书,即博时人好评。自此,便踏上书刻艺术之路。20岁在家乡设馆,任童子师,不耐学生“憨跳”而舍去,随父去寿州(今寿县)教蒙馆,21岁因丧妻辞馆,外游书刻,以缓悲痛。

乾隆三十九年(1774 年)他32岁时,复至寿州教书,并常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和以小篆书写扇面。深得书院主讲梁献(亳县人,以善摹李北海书名于世)赏识,遂推荐他到金陵(今南京)举人梅谬家学习。梅家既是宋以来的望族,又是清康熙御赐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,家藏“秘府异珍”和秦汉以后历代许多金石善本。石如纵观博览,悉心研习,苦下其功。在梅家8 年,前五年专攻篆书,后3 年学汉分。于四十七年他40岁时,离开梅家,遍游各处名胜,临摹了大量的古人碑碣,锤炼了自己的书刻艺术,终于产生了“篆隶真行草”各体皆备、自成一家的大量作品。乾隆四十七年,他游黄山至歙县,结识了徽派著名金石学家方君任和溪南经学家程瑶田,及翰林院修撰、精于篆籀之学的金榜。后经梅谬和金榜举荐,又结识了户部尚书曹文埴。 乾隆五十五年秋,弘历八十寿辰,曹文埴入都祝寿,要邓石如同去,石如不肯和文埴的舆从大队同行,而戴草帽,穿芒鞋,骑毛驴独往。 至北京,其字为书法家刘文清、鉴赏家陆锡熊所见,大为惊异,评论说:“千数百年无此作矣。”后遭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代表的书家的排挤,被迫“顿踬出都”,经曹文埴介绍至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源节署(署武昌)作幕宾,并为毕源子教读《说文字原》。在署三年,不合旨趣,遂去。

乾隆五十九年他52岁时,由武昌回故里,买田40亩,翌年建屋一栋,并亲书匾额“铁砚山房”置于门首。常将书刻售资救济乡人,贫不能葬者,都尽力资助。以后的10年,他的书刻艺术越臻化境,他不顾年迈,常游于京口(今镇江)、南京、扬州、常州、苏州、杭州等地。临终前一年,还登泰山,会晤友人,切磋技艺。60岁时,他游京口,结识包世臣,授书三年,并以书法要诀示曰:“疏处可以走马,密处不使透风,常计白以当黑,奇趣乃出。”包以其法验六朝之书都全符合。他63 岁临终这一年,仍收录门生程蘅衫,为篆书《张子西铭》。 是年,得知泾县有八块碑需以大篆、小篆、分书、行楷各体书写,慨然应邀,仅书一碑因病而归,阴历10月卒于家。

民间奇人

邓石如身材高大,胸前飘一绺长长的美髯,遇人落落,性格耿介,无所合,无款曲,无媚骨,无俗气,称得上顶天立地的一个伟男子。

因为其祖辈出身寒微,枯老穷庐,他的一生更备尝人间的酸甜苦辣,过着“采樵贩饼饵,日以其赢以自给”的生活。他以“山人”自居,于荒江老屋中高卧,把功名两字都忘记了。

为什么淡泊如此?他生活的时代,是历史上堪称盛世的“乾嘉时代”。他来到这个世界时,政局早已稳定,天下亦早已被爱新觉罗氏那双射雕射虎的手抚摩得比较熨帖了。生活随着时间的河流,日复一日地平静地流去。我们只知道他戴草笠,着芒履,策毛驴,浪迹天下名山大川,有如云水之间孤独的浮鸥。他的好友师荔扉曾经送他这样两句诗:“难得襟怀同雪净,也知富贵等浮云。”看淡了浮华、浮夸、浮名,也就与浮躁相去甚远。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,柳永那种怀才不遇的牢骚他没有;“患名之不立,患年之不长”,贾逵的雄心进取他缺乏;“名飞日月上,义与风云翔”,李白的济世大志他也不具备。他只是归于淡,把世间万物都看得淡了,淡到自甘寂寞,远离红尘。可是,他又真正地热爱着书法,一天也舍不得丢弃。每日清晨,他研一盘满满的墨水,就着净几挥洒,必待墨水用干了才上床休息。所谓“热爱”,在邓石如的人生里,除了出身寒微,饱受生活的煎熬以外,还得把功名利禄置于脑后而全身心地投入艺术的艰苦锤炼中。他不怕板凳一坐十年冷,更不愿像某些“名人”那样热衷于今天上电视,明日登报纸,后天获大奖,不然就日子一天也难过。

当年,他为湖广总督毕沅的幕友时,“与人论道艺,所持侃凿,丝毫不肯假借,布衣棕笠,贵客公卿间,岸然无所诎也。”俨然一种平民艺术家的本色。但是,“日见群蚁趋膻,阿谀而佞,此今之所谓时宜,亦今之所谓捷径也。得大佳处,大抵要如此面孔。而谓琰能之乎?日与此辈为伍,郁郁殊甚。”他看不惯官场的群蚁趋膻,也不愿阿谀权贵。那么,虽为幕友,却也是落落寡合的——他不适合那个生态环境。于是,他拂袖而去,返回民间,适者自适,从此一生六十余年再也没有混迹于官场。

邓石如不愿媚俗取巧的顽固,说得斯文与时髦一点,是不是他正有着平常文人欠缺的所谓“平民意识”或“民间情结”?邓石如原名琰,字石如,自号顽伯、完白山人、完白山民、龙山樵长、凤水渔长等。以石自比,以顽石自况,一个山野之人的特立独行,飘然如在眼前。说到邓石如的为人,与他同时代的人评价甚高。有说“高尚”、有说“高洁”。我这里只说两件事。第一件,邓石如初入都,当时的人都以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书法的宗师,翁亦骄横一时,而邓石如“独不谒”。不去登门拜访翁宗师,是不愿结交权贵呢,还是本身就看不起他的书法?我不敢妄猜。但后果却是在他的意料之中的,盛气凌人的翁方纲极度贬抑邓石如的书法,而邓石如一笑置之,“不与校也”。另一件事,也许可以见出邓石如的高洁了。邓石如常居集贤关,得一鹤,精心喂养后蓄于僧院中,他陪它散步,它伴他读书,“朝朝两件闲功课”。不料,某太守见而爱之,携鹤而去。邓石如极是不平,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索还。从此,与鹤为伴,晨昏无间。邓石如死时,那鹤发出尖厉的唳声,哀鸣数日后,打了一个旋,消失在大漠青空之中,羽化而去。鹤唳、青空、远去——这是我心头漫过的图景,也是眼前流过的诗境。是的,一袭布衣,仰视苍天,有所牵挂而来,无所牵挂而去;既知万物有灵,更轻身外之物;“你自归家我自归”——人鹤两化,只留下一段聚散情义于古今。他的好友、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曾给他写过这样一副对联:

茅屋八九间钓雨耕烟须信富不如贫贵不如贱;

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。

不慕富贵而自然隽永,不闹情绪而旷达平和。钓雨耕烟,灌花酿酒的人生,洗去的是庸脂俗粉,尘泥污垢,浸润出来的却是经史子集里的书卷气质和一身的仙风道骨。于人,互为表里,安身立命,也可以“随心所欲不逾矩”了。人生一达这种境界,艺术的深沉和久远便应运而生。

作为震古烁今的书法大家,邓石如是以货真价实的创新赢得我们尊敬的一个典范。与他同时代的包世臣在《艺舟双楫》中把他的书法列为“神品”,誉为“四体书皆国朝第一”。书法史上以“我自成我书”自负的“浓墨宰相”刘墉,当时见到邓石如的字,拍案惊呼道:“千数百年无此作矣!”连眼界很高,学富五车的康有为,贬颜(颜真卿)贬柳(柳公权),贬晋帖,贬唐碑,而对邓石如之书不仅高度评价,还把他作为划时代的一个标志。平心而论,卑唐贬晋,失之公允,而对邓石如的评价则言之成理。清代篆隶书的革新和碑学的兴起,开拓出传统书法的新生面,这个盖世功勋是由邓石如悄悄地在山野之中建立起来的。邓之篆书结体的灵动,用笔的自然,打破了自李阳冰以来僵化的传统格局,难怪他这样自负:“何处让冰斯(斯指李斯)?”邓石如在书法理论上也颇多创见。“计白当黑”之论把“笔不到而意到”的道理具体化了。“疏处可以走马,密处不使透风”,则把虚实对比的艺术理论阐释得明白如话。